中国幼儿园大变局
疾驰了几年的幼教行业，最近被踩下了急刹车。
2018年11月15日，国务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民办幼儿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2019年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小区配套幼儿园应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对已经开办的营利性幼儿园，将在2019年9月底前完成相关手续。
两份文件的出台，确定了学前教育“公益化”、“普惠化”的发展方向。作为资本市场里曾经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早幼教资产上市通道被切断，盈利空间被压缩。于是，一场改写数千万家幼儿园命运的“大变局”正式上演。
刀斩落地始末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公立幼儿园的建设速度赶不上城镇化速度，民办力量上场缓解儿园数量不足的困境。但渐渐地，民办幼儿园从“补充”变为了“主流”。截至2016年末，国内幼儿园总量超过23.7万家，在校人数超过4410万，大约有75.1%的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就读，接受正规幼儿教育。其中，41.5%的学龄前儿童是在私立幼儿园接受早教服务，占比超过公立幼儿园的33.6%。
民办幼儿园的快速发展让资本嗅到了市场机会。到了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的决定》，将民办教育产业的教育资产划归为经营性资产，为民办教育产业对接资本市场扫清了障碍。
身处整个蓬勃发展的幼教红利行业中，企业前进的速度的确令人惊叹。以在A股上市的威创股份为例，该公司曾以电子视像为主业，在2015年之后开始涉足幼教行业，但在其2018年半年报中显示，公司旗下已经管理和服务5200家幼儿园。同样是跨界做幼教的另一家上市公司秀强股份，2015年斥资2.1亿元并购全人教育100%股权，宣布正式进军幼教市场，据其2018年半年报，公司在教育板块已经实现主营收入8979.61万元，同比增长40.5%。
虽然并非所有公司都在搜刮羊毛，但倘若一切向钱看，人性就会靠边站。
一些企业涉足幼教后为了快速获取利润、迅速占领市场，纷纷采用激进扩张的方式来获得办园资质和经验，一位幼教从业者李女士向亿欧教育吐槽，“他们可能把孩子当作幼儿园投资的‘加工品’，把我们老师当作园所的雇佣工人。”
2017年，幼儿园更是接连曝出了虐童事件。家有幼儿的父母们，都被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击中：“幼儿园的学位本身已经一席难求，能在千军万马中抢到一个学位对家长来说就已经是万幸。但孩子的安全，现在竟然成了最困扰自己的心病。”
热闹过后，一地鸡毛。不过中国幼教上的窟窿，这次真的能够被补上吗？
普惠政策之后，幼儿园依然在挣扎
在大众认知里，公办幼儿园的入学难与民办幼儿园的入学贵，是中国幼儿园的两大病症。
全面二胎政策放开以后，国家提出了普惠性幼儿园的概念，即由政府出资对民办幼儿园进行补助，政府制定收费标准，取消入园费、赞助费，均衡教育资源配置，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按照《若干意见》的说明，到2020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将达到80%。
《通知》提到，为了提高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小区配套幼儿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要办成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对于已经建成、需要办理移交手续的，原则上于2019年6月底前完成；对于需要回收、置换、购置的，原则上于2019年9月底前完成。这也就意味着，民办幼儿园在2019年初，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转型”之路。
很多家长因普惠政策的出台而雀跃，但幼儿园新政的临盆，也让一部分人忧心忡忡。
相对于价格，很多家长更担心质量的变化。根据《华夏时报》报道，虽然民办园转型普惠园，能以优廉的价格保证了孩子基本的在园生活和学习，但学费的收入可能仅够维持基本的运营成本、人力成本等投入。在成本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幼儿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撤课现象。原先一些会依时节开设的亲子游、春耕课、包汤圆等活动，和轮滑、外教课等特色课都被取消了。
在很多家长看来，普惠园的增多也不等于幼教资源的丰富。“一是幼儿园资源可能还是紧缺，有些地区人口密度很大，但周边的幼儿园相对较少，一旦价格合理的普惠性幼儿园开始招生，大家肯定蜂拥而至，上学可能依旧很难；二是好老师可遇不可求，如果因为幼儿园学费的降低让幼教流失率增加，老师的变动肯定会对孩子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比家长更焦虑的，是投资幼儿园的民间资本。
亿欧教育咨询了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文化与教育事务部主任、汉口学院副教授李文律师。在他看来，文件的落地执行目前主要存在三点问题：
贵州省黔西南地区的一位幼儿园园长从现实层面，和亿欧教育描述了自己的压力：“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幼儿园利润并不高。含伙食费，每个孩子每个月收费在2000元左右，并不象国内财力最雄厚的一线城市动不动就6000起价。考虑到前期在土地租金、设备购置、员工工资等等支出，如果补贴政策执行不到位，我们可能要面临亏损。”
定价在3000—5000元之间的中端幼儿园，也向亿欧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相比其他幼儿园，我们的处境更为尴尬一些。我们在幼儿园软硬件投入更大一些，师资相对优质，老师的培训也比较多。但如果转型成普惠园，即使有政府补贴，也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或者说处在赢亏平衡点的边缘。往前走，我们又还达不到高端园的标准。”
重庆一位幼教投资者也表示，抢占20%的营利性民办园市场的确很难：“一方面，由于主政者都面临着80%的政策红线压力，且考虑到时间窗口也只有2年多的时间，因此在实际审批营利性园所的办学许可证时，政府可能会有较多的顾虑，因为一旦放行就意味着分母变大，而不是分子和分母同步增加，实现的压力会更大。另一方面，对机构自身来说，选择营利园，意味着机构必须具备强大的办学实力和丰厚的师资力量，如果不能在课程质量、软硬件上形成压倒性优势，那也是死路一条。”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行业都处于焦虑中。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不敢进来。”
中国幼儿园大变局
一个行业初起之时，必然先有混沌之争。2019年，伴随着市场和政策的双重变化，幼教行业生态渐变。
一、逐利资本被清出赛道
李文和亿欧教育表示，结合前段时间公布的几份法律文件可以看出，国家是针对目前一些A股上市公司和并购基金以增发新股、组建基金的方式疯狂并购幼儿园的热潮及跨界发展的乱象，制定的相关政策。新规其实打击的是纯玩资本的投机者，当学前教育幼儿园板块上市和被并购的退出渠道都被拦断，中国幼教行业不再会是一个可以谋求短期暴利的行业。
小金星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谢燕川也持有相同看法，她认为2018年11月颁布的学前教育新规对行业来说，是危也是机。快钱出去，慢钱自然就会进来。当资本大亨纷纷停止投机炒作，幼教的生态环境会更为纯粹，这对于实实在在办学的教育机构，以及看中长期稳健回报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发展机会。
多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提到，从中国人口增长红利以及教育消费的增长趋势来看，幼教仍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行业。最后，资金退出渠道也并不是只有IPO，未来ABS信托，债券，分红，让更长线的资本持有都是通路。
二、幼教分层加速
另外一个关于行业的共识是，在大监管力量下，幼教行业在加速分层。
随着国家对幼教领域的持续投入和监管，未来的幼教市场将逐渐形成“高端+普惠”二八分成格局。普惠幼儿园主要解决社会“入园难”的问题，而高端幼儿园将走市场化的路线，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虽然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化是大势所趋，但可以确定的是，民办幼儿园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吴华曾公开表态，民办教育作为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推动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将会进一步增加教育供给、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教育选择，激发系统活力、改善教育公平。
葛文伟提到，短期来看，资本退出这个领域的投资减缓对普惠园政策的抵充，使得幼儿园资产端价格下降。但中期看，让长期对持有幼儿园业务有偏好的团队和投资方可以有更多时间打磨高品质的服务，满足百姓的学前教育安全可靠和质量的需求，因为矫枉过正以后市场会回归到按自己的阶层定位选择不同层次的幼儿园。长期来讲，由于幼儿园的非义务属性是长期的，各国都一样，会让学前教育呈现更多元的需求属性，社区化，普惠化，高端化，家庭化各有需求。
三、幼教行业新机遇出现
先手围棋销售总监付立光向亿欧表示，在他看来，最先受益的可能是幼师。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幼教保育员、师资缺口超过300万。虽然政策会带来短期阵痛，但随着民促法、普惠园政策的出台，幼教行业将会建立新的秩序与行业标准。例如在政策指导下，未来一定会对幼教的工资就有一个规定和标准。这样，老师们将会有更多的精力提升专业技能、照顾和教育孩子。
葛文伟认为，民促法作为上位法未来或将发挥出长期纠偏的作用，而消费升级后对儿童早期教育的再升级，也会对各类服务提出要求，素质教育将成为新需求。互联网技术，AI与教育服务公平的结合点也将成为未来的大方向。
另外就是，服务学前教育的周边市场变得尤为重要。除了传统的教材等配套教育产品，为幼儿园行业提供“教学、管理、运营、餐饮”等服务的公司或将占领先机。
伴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的不断发展，行业运作的基本逻辑已经完全转变。许多幼教行业者都表示，过去粗放的、散漫的幼教时代已经宣告结束，如何在这场寒冬里寻求新的机遇，成为了现下面临的关键命题。
结语
一个社会的今天，靠经济；一个社会的明天，靠科技；一个社会的后天，靠教育。
学前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这注定是一场迟到的、艰难的但必须进行的革命，因为这除了关系到数万家企业生存发展，还影响到数千万个家庭的健康运转。据亿欧教育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已有多个地区陆续出台了普惠性幼儿园认定与管理办法、普惠性幼儿园补贴政策：
在近日的两会上，针对目前中国幼儿园的困境，数位代表也进一步建言献策：
现在围绕普惠园的讨论，或将成为下一轮改革的起点。正如谢燕川接受亿欧教育采访所言：幼儿园是孩子终生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和付出是无法做好这个行业的。改革开放40年，千千万万的民办幼教人，用爱和责任撑起中国幼教半边天。我们坚定地相信，国家和政府不会让真正热爱孩子的幼教人抱屈遗憾离场。
彩虹总在风雨后。大浪淘沙，中国幼儿教育会有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环境。
本文来源亿欧，经亿欧授权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民办幼儿园，再无黄金期
【编者按】在新政的规范下，民办园的发展驶入了新的阶段，无论是办学性质还是办学方式都面临着改造。面对政策的普惠要求，除了要按照要求改造配建园、普惠园，还要面对改造下原本的承重运营负担。
普惠大旗下依旧会面临许多问题，幼儿园服务质量、设备要求可能有所下降，公共服务职能下“排队”现象依旧存在。
本文首发于“南都观察家”，经亿欧编辑，供行业人士参考。
4月28日，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中国教育正在形成由公办教育、民办教育、课外培训教育、国际教育等构成的新的生态，出现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和新的问题。应集中破解民办教育、农村教育等突出问题，重建良好的教育生态，谋划面向未来的教育。
民办教育不再是“拾遗补阙”，民办幼儿园占半数以上
在政府主办和管理的教育系统之外，存在一个巨大的教育空间和市场，包括民办教育、课外培训、国际学校、留学教育、教育科技企业等类型和主体。它们通过家长付费购买的教育服务，构成了新的教育业态，与体制内教育的互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复杂，在教育的发展和治理中不可忽视。
民办教育早期主要是弥补政府教育经费不足的“拾遗补阙”作用，但近年来，更多开始满足不同群体（如高收入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
在义务教育阶段，虽然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8.1%、民办初中在校生占13%，但在一些地区，包括部分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民办教育的比重高达20%甚至30%以上。民办中小学成为择校竞争的主要目标，原先优质的公办学校沦为“二流学校”。高度商业化的“超级中学”出现，与房地产业结合，规模巨大。
在学前教育领域，由于供给短缺，民办幼儿园得以大发展，2017年，民办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2.9%，在园儿童占55.91%。
民办园20年黄金期宣告结束，总供需逆转可能提前来临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体制随着政府这双“有形的手”不断发生变化。以三个“拐点”为节点，这40年被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以上即为“四个发展阶段”。报告提出，随着新政颁布，民办园的20年发展黄金期宣告结束，面临着系统的“被改造”和重新定位。一方面，民办园要面对政策的普惠要求，以及釜底抽薪式的“整治小区配建园”；另一方面，商业租金带来沉重的运营压力，公办园待遇改善加速了民办园教师流失。民办园将面临数量萎缩、资本退潮，并将或主动或被动地承担普惠性公共服务职能。
中国出生人口自2018年开始下降。照此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总供需逆转的拐点。此外，人口将持续向大城市流动，需要学前教育的发展和布局有前瞻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受地方政府意愿和财力影响。如果投入不能保证，发展可能出现反复。
在目前高民营比例、高市场化的情况下，怎样建成一个公益性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政府习惯行政全面管控或者完全市场化，而在学前教育这样的准公共服务体系里，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管理多元利益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大课题。
学前教育业态呈现多元化、碎片化特点，小微化、生活化、社区化是世界学前教育发展的主流取向，而中国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是标准化、机构化，强调儿童发展功能，与世界潮流不符，也与学前教育的既有业态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这需要管理者反思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报告认为，学前教育发展主线仍然是解决短缺，强调普惠和优质。而目前公平问题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带有普惠属性的公办园从公共财政中获得了最大支持，但从招生服务对象看，它并没有兜底，没有顾及弱势群体。
由于人口流动产生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两类群体，已经成为义务教育阶段最大的问题，也将出现于学前教育阶段。学前教育被纳入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必将在入园资格上设置多重要求，反而增加这部分人群的入园成本。
以政府为主导的普惠，虽然名义上留有“20%”的市场化、多样化空间，但也大大压缩家长的选择权。学前教育的下一步发展应把公平上议事日程，否则公办园和普惠民办园也难以解决学前教育的供需难题。
近半数中小学生上课外班，东北孩子花费最高，城乡支出相差9倍
学校减负，家长焦虑不减，课外补习近年愈发火爆。根据各层级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展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包括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其中商业公司提供的补习占30%左右。
东北地区的课外补习生均支出最高，达4357元/年，其次为东部地区，为3592元/年。中部和西部的数字分别为1970元和1806元，不到东北地区的一半。城乡之间的这一差异达到9倍，城市学生3710元，农村学生为419元。
据德勤此前的研究，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超过10万家K12课外辅导服务供应商，大约有12.7%的幼儿园儿童、21.9%的小学生、36.8%的初中生，以及57.8%的高中生参加了“K12”课后培训课程。中国城市学生每周平均花费10.6小时参加课外辅导。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腾讯教育的“‘减负’问题网络问卷调查”中，大部分家长认为学业负担没有减轻，甚至“越减越重”。
报告指出，一度成为关注热点的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的教育，学校发展均衡、多样化而且品质卓越，学生没有过多的作业、考试，教师没有评优、没有职称、没有绩效工资，却做到了教育质量好，形成了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的理想教育生态，值得学习借鉴。
很多人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难以复制北欧小国的经验。这主要在于，应试教育已经形成一套强大的制度模式、教学模式、价值观念。目前可以整体降低“学历军备竞赛”的水平，进行有限目标、局部改变等。由于“小升初”的瓶颈在大多数地方已经突破，可以首先使小学教育正常化，善待儿童，使儿童免于恐惧，保障休息和睡眠，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实践证明，让学生参加更多的体育活动，使学生的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从而使学生更加热爱学校、热爱生活，不会降低而只会高学生的学业成就。
对小学生的严苛要求很大程度上是以往升学教育的惯性，目前已经失去制度、政策层面的支撑。部分地区和学校已经作出了局部努力，有魄力的校长和老师可能成为改革的主角。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
新富阶层的教育需求国际化
新兴富裕阶层人数增加促进了国际学校快速发展，中国家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意识大为增长。
2018年，中国大陆地区国际学校总数为821所，其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21所，民办国际学校426所，公立学校国际部（班）274所。2018年新增国际学校87所，增幅高达12%，创近年新高。国际学校数量最多的地区为广东，超过130所；其次是上海，有近110所；随后是江苏和北京。
出国留学呈现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的趋势。2017年，中国留学生人数首次突破了60万人，比上年增长11.7%，近10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5%。
根据《2017中国留学白皮书》的调研结果，2017年出国留学群体中就读本科及以下学段的学生占总人数的36%，已成为主力军。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有接近一半的学生出国留学的首要原因是“国内名校总体质量不如国外名校”。此外，“在国内考名校的竞争太大”成为次多的选项。
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学历教育之外，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和选择，巨大的教育市场空间，多种社会价值和利益的博弈，构成了新的教育生态。在这种教育生态下，应保障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使之符合教育规律，促进人尽其才的个性发展，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农村教育问题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挤、乡空、村弱”
2018年9月，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首次公布《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分析显示，义务教育在县域内的公平得以改善，但县域之间、省域之间的差距在加大。全国有少数几个省份的教育发展明显落后，虽已实现硬件资源建设、教育经费保障、教师的年轻化和学历达标等，但学生学业水平仍然低下。“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如何改变一些地区和人群的教育落后，亟待破解。
其中有三类学校值得关注：城区的大班额和大规模学校、乡镇的寄宿制学校和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它们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城挤、乡空、村弱”的基本现实。
由于大量农村学生进入城区买房或租房上学，城区的大班额成为难题。由于学生多，教师为了提高升学率采取分快慢班、程度班、单双班等方法，伤害了学生的心理健康。人数密度大导致教室空气难以流通，损害学生的健康，不利于公共卫生。教育部要求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但这受到地方财政能力、土地资源等的制约，需要在城乡教育统筹规划的思路中予以破解。
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农村小规模学校10.7万所，占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4%，在校生有384.7万人。农村小学寄宿生有934.6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14.1%。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但受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这两类学校仍是农村教育中的短板，迫切需要进一步全面改善，提升育人质量。
在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农村教育的处境和地位仍然令人担忧。乡村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用不好”的现象严重。
2018年初，浙江永嘉政府发布政策，打算用三年时间整合78所农村学校，并计划9月底前完成“2018年45所优化整合”任务。被列入裁撤的学校中，有16所为100-200人的学校，200人以上的有6所，人数最多的一所拥有401名在校生，并不是人数少、难以为继的情况。如此集中大量撤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引起社会重视，已被教育部责成整改。
湖南耒阳为解决大班额问题，将学生向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分流，成为教育与城市化进程不协调发展的典型事件。2011年到2017年间，耒阳城区人口由17万人增长到58万人，然而，2008年至2014年，中心城区只新建了市实验中学一所学校，公共服务不足。
在苏州，也发生了“隔离墙”事件，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校舍腾退，800多名学生被整体安排到附近著名的公办重点小学，学校用铁栅栏建立“隔离墙”，对安置来的流动儿童进行“单独管理”，反映了流动人口教育的问题。
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融入产业情况向好，东部有下滑趋势
近年来，东部企业大量内迁，带去了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的产业集群，促进了地方政府提供面向本地产业的职业教育。同时，这些产业提供的技术岗位，也逐渐提升了居民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产教融合”成为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县市政府的策略。
在中职阶段，“中央请客，中央买单”的免学费政策也提振了供给和需求，生源好转，辍学率有所下降。高职阶段各项促进政策也改善了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为其对接产业需求提供了基础，企业也更加认可高职院校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校企合作中。
而在东部地区，职业教育融入区域产业的程度有下滑的趋势。有观点认为，随着东部居民收入增长，老百姓不想读职业教育；东部沿海企业发展升级，需要更多本科毕业生或者至少是高职毕业生。
报告提出，职业教育并不是天然的“劣质品”。如口碑良好的珠三角镇办中职学校，与外资企业合作进行高质量学徒制培养，到2010年还有招生分数超过本地普高分数线的情况。产业升级并不一味指向学历要求。在德国，近年来企业人员的学历结构变化主要在于无学历的劳动者被替代，职业学校毕业的劳动者比例变化很小。奔驰等大公司在学徒工的招聘中仍然会从学历较低的过渡系统中招募部分学徒。
在调研中，一些行业隐形冠军企业表示，有部分技术岗位，中职教育阶段的学徒制毕业生更加符合需求。但现实是企业越来越难以招到适合的中职毕业生。优质生源越来越多地选择升学，企业不得不提高对员工学历的要求。
东部企业腾笼换鸟，实际上也有利于东部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在人口红利消失、用工成本攀升的压力下，企业以机器换人成为普遍现象，这增加了对机器人操作、维修等技能人才的需求。招工难和外资企业的带动，使本土企业也开始认同参与校企合作对于人力资源建设的战略意义。虽然本地居民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略有下降，但外来人口可以补充。
东部职业教育的问题在于职业院校自身的变化。由于区域整合、示范校排名等需求，部分职业院校转向升学导向，深耕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下降。
报告建议，东部企业可以通过跨区域合作来满足一部分人才需求。部分合作实践满足了发达地区企业用人需求，也有助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和职业教育发展。但距离限制了合作深度，技能要求高、专用性强的岗位，仍然需要依靠本地的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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